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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草业见证烟农智慧

发布时间:2019-04-05 02:38:25 已有: 人阅读

  烟草在线据澎湃新闻网报道云南省玉溪市,只是一个西南小城,却因为烟草而扬名中国。只要与知道卷烟的人提起玉溪,他们都心领神会。目前,玉溪是全国唯一的百万担以上特色品种烟叶产区,在烟草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  烟草业是玉溪市的重要产业,卷烟厂和烟草公司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,在烟草生产的基层,种植烟叶的农民也不在少数。根据玉溪政府的官方统计资料显示,2017年,全市共有421个村(社区),74324户烟农种植烤烟。

  笔者是玉溪人,深知烟草的重要性,在烟草业调控的大背景下,笔者对玉溪烟农的生活现状和玉溪的地方发展十分关心,就此开展了一次田野调查。

  石苗村距玉溪市区有30多里山路,沿着盘山公路开一个小时左右的车,就到村子了,远远便能看到连片翠绿的田野、匆忙去干农活的农民和散养的鸡、狗。

  石苗村79%的村民都是彝族人。村民们分成了6个小组,第六小组是石苗村里唯一一个汉族小组,“县长”既是组长,也是种植烟草的辅导员。大家叫他县长,是因为他有些“官气”,也确实做了个小官,干脆起个大气的绰号以作娱乐。县长是石苗村的种烟大户,每年种15、6亩烟,像他这样的大户,石苗村还有好几个,他们彼此也十分熟悉。

  2005年到2013年,玉溪市第二产业一直发展良好,从215亿增长至664.8亿元,烟草业作为其中翘楚,贡献巨大。同期,地区生产总值从368.23亿增长到1102.47亿元。

  然而,自2013年开始,受到控烟政策和烟草业滞涨的双重影响,全国烟草业出现了发展下滑的趋势。据《东方烟草报》报道,在总量规模调控下,全国烟叶收购量由2012年最高峰时的5488万担,调减至2017年的3800万担左右,减幅超过30%。

  因为玉溪烟草业体量巨大,其寒冬直接影响了玉溪的地方经济。2013年至2016年,玉溪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21.5亿,玉溪GDP年均增速降至6%。

  受减产影响,玉溪市的烤烟产量从2015年的8070万公斤减少至2017年的7533万公斤。对于减产的事,县长直言不讳:“的的确确是减产了,能签订的合同面积也少了。全市都在减,这是国家调控。”

  计划减产的事,农民们管不了,只能管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村主任说:“把烟种好,种点菜,其实也就差不多了。减产是减量,只要质好,收入也不会低。”

  在石苗村,农民每年的收成可不能只指望着烟草。烟草要种上大半年,十分需要农户操心,又很是娇贵。种植都在户外,而石苗村坐落于山区,冰雹、干旱、洪涝等灾害的概率要大一些,只要烟叶上有一个洞,它的价值就得大打折扣,甚至直接报废。

  所以,等烟草收成了,田里就会种上一些价格高的蔬菜,不让土地闲置,县长说,村子里基本都是种西兰花、荷兰豆,这些蔬菜价格高,主要销往省外。

  可烟草的好也是明面上的,价格高又稳定。一级烟是最好的,叶片大、光泽油亮,一斤能卖到40多块。“哪儿有这种价格的蔬菜呀?”县长脸上透露出骄傲,“我那些年是种玉米的,玉米就卖2、3角,光自己地里的玉米,晒好了都有5000公斤,根本不值钱啊!我还买过一些猪来养,也是不挣钱,百来斤的猪就卖千把块。我算了算这个账,根本就不划算。还不是就把它们淘汰了,转头就来种烤烟和蔬菜了。”在农民眼里,烤烟是国家管着的,有国家在,种烤烟就是稳定的、有保障的。

  对于农民们来说,烟草业调控与改革的事儿离他们太远,他们更关心地里的烟苗长得好不好,今年去烟站上交烟叶会不会有困难,种完烟种什么菜,能不能卖得好价钱之类的问题。他们在说减产调控时也乐呵呵的,在他们看来,烟草仍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,而且也还能种蔬菜,生活还是很好的。“烟叶还是能卖上价钱的,不怕!”一位大户大声说道。

  石苗村气候、纬度等自然条件优越,适合种植烟叶和其他蔬菜,有长期种植烟叶的历史。烟草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,依靠种植烟叶,石苗村成为了一个较为富裕的村庄,201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7120万元,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3元。

  然而,石苗村并不是一开始就种植烟草的。主任说,石苗村开始是种玉米、稻谷之类的农作物,1984年,他还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,家里堆满了玉米,一年到头都卖玉米,就能卖千把块。正如县长的四五吨玉米,大多数农户都有着产量大、收入低的穷日子。

  政策激励要从上个世纪70年始说起,谈到玉溪烟草业,就避不开风云人物褚时健。1979年,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,准备大展身手,搞出一番大事业,后来成就了石苗村的转型。

  为了发展,他更新了生产设备;由于要提高卷烟原料的品质,他直接与烟农联系,投入资金开发了大量种植烟草需要的基础设施,给农民十分优厚的扶持、补贴政策。石苗村当年也借到了这阵春风的力,一下就富了起来。“几毛钱一斤的玉米和几十块一斤的烟叶,傻子都知道哪个更好。”主任说。

  县长主动和我说:“我们那些年还搞兑烟,兑烟就是实物补贴,比如你种一亩烟,就发给你一条成品烟。那时候一户农户,要是烟种的多一点,可以兑个半件,也就是25条烟。以前褚时健在的时候,对烟农的各种扶持政策都要更好一些。”

  主任补充说:“那时候,种烟用的薄膜、化肥、农药,都是免费发给我们的,还有其他的补贴。村子里有个大水塘,就是那时候建的,用来浇地的。”卷烟厂员工也告诉我:“1990年代的时候,褚时健出了一些政策,对烟农非常好,烟草可以达到30块一斤,而且它的价格是比较稳定的。当时褚时健好到连那种坏掉的、不好的烟叶也一起收,收回来再自己淘一遍。还在山上帮人家修水池装雨水浇烟、修路、建烤烟房。”

  与烟农生活一同转变的,是玉溪烟草业的起飞历程。褚时健上台后,短短十年不到,玉溪卷烟厂就成为了中国产销量最大的卷烟厂。与此同时,玉溪也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,到1998年时,玉溪地区生产总值已从23亿元(1991年)增长至325亿元,位居全省第二。

  种植烟草最初是因经济利益而理性选择的行动,后来是一种惯性行为,一种模式,确定以后就成了长期行为。县长说,百分之十的老百姓都喜欢种烟,大家到现在都争着种烟,种植面积都争取不到了。

  然而,这股发展势头被褚时健的落马连腰斩断,卷烟厂的发展进入灰色时期,1999年到2004年,玉溪的经济发展几乎陷入了停滞,GDP年均增速仅为0.13%,其中1999年和2001年还出现了负增长。同期,云南省经济总量年均增速为9%。

  烟草种植是一种惯性行为,可以说是一种“继承制”事业。玉溪市从上世纪十年始,进入了烟叶种植和烟草业发展的高峰期。县长和主任家里,也是从父辈一始种烟的。他们提到,自己小的时候,村子里已经有大面积的烟草种植了,他们在后选择继续种烟。

  但是,这种继承式的种植开始有所变化,农户的子女开始跳出土地,选择外出打工。烟草公司员工谈到:“其实现在种烟也很难了,因为好多人出去打工了,而且现在种的好的都是五、六十岁的中老年人,这批人老了就很难办了,年轻人很少种地的。”

  石苗村现在在地里劳作的人,大多都是四、五十岁的中年人,甚至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,年轻人太少太少了。主任有两个孩子,一个已经出嫁到别的村子去了,另一个在读警官学校,“以后也不会回来种田了。”主任说道。

  县长说,现在村里大多都是这种情况,家里只有老夫妻在种田,两个人要种十几亩地。年轻的孩子们,有工作也好,没有工作也好,都要出去混几年,都不会回来农村种地了。

  在土地流转承包制实施后,“打工潮”甚至吹到了在耕种的农户们那里。与我年纪相仿的晨哥,家里种了十几年烟草了。“以前我也劝我父亲,让他不要种烟了,种点儿别的,或者出去打工,都好。因为我家地少,种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。但他总是很顽固的,每年都要坚持种烟。”然而他告诉我,这几年他父亲终于转变了思想,把地承包给别人,自己出去打工了。

  提起承包制,县长和主任都很激动。石苗村也有几个老板在做土地承包,大多用来种三七。县长给我算起了这笔账:“人家老板来种三七,让他们承包我们的地,我们又帮他们打点儿小工。承包的钱,加上打工的钱,按平均来算,一天也有80块的收入。一个月最少也是2000块钱。”主任也说,承包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,而且比较稳。自己去盘土地、去种,有些时候万一天年不好,连2000元都挣不到。

  土地承包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,可以帮助农户规避种植的风险,同时也带来不菲薄的收入,农户的选择其实是一场博弈,如果种的好、没有受灾,那收入会比承包的费用高。

  在农民看来,小小的烟草带他们脱贫致富,过上了好日子。烟草业的变更仍在继续,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,烟农的未来值得我们持续关注。而玉溪是以烟为生的经济社会,它的境遇与烟草业的沉浮息息相关,非烟经济的薄弱也成为了制约玉溪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的掣肘。这个西南小城,又将何去何从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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